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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标题：疫情“压测”下的中国智慧城市：尚处在初级阶段 ）
进入4月，在复工和全球疫情数字之外，数字基建再次被热炒。4月17日，工信部专门召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专家研讨会，提出要加快5G建设进度，探索数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。近期中央层面的一系列举动，释放出一个信号： 疫情让人们更加意识到，大数据的潜力巨大。
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直言，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应上“慢了半拍”。
2月10日，距武汉“封城”已经过去了18天，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，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还在呼吁：“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？”
这类软件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，但在抗疫早期，社区人员只能手工填表。大数据防疫的核心在于精准防疫，也就是对人群实现差异化对待，但纵观整个中国早期的抗疫模式，仍然是传统的“一刀切”。
技术出身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，更喜欢用“一次压测”来形容疫情对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验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这是一次被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，各地之间差异较大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领跑者。
形式上的数据共享
自疫情暴发以来，住在“震中”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，一直在观察武汉的应对。他指出，武汉之所以“封城”，很大原因在于无症状病毒携带者难以防控。
目前手机记录位置和轨迹主要依靠基站定位，这就意味着，在城市中只能精确到100米，在乡村可能精确范围在300~500米。而这些数据又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，病人及携带者的数据在卫健委及各个医院手里，数据是保密的，开放权在公安部门，数据没有直接连通和开放的渠道。
类似情况出现在很多场景中，有些数据在卫健委、医院，有些数据在公安、人社等部门，有些数据在手机供应商手里，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，要想做好利用时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难。
一位长三角某市的大数据局负责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陆续推出健康码，并非是地方政府反应迟缓，而是最开始三大运营商不给地方提供人员的移动轨迹数据，后来通过工信部的协调，才对地方政府开放部分权限。
在珠三角某一线城市，当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，通过省通信管理局的协调后，市级层面获得了部分轨迹数据，但考虑到数据隐私等多种原因，这部分数据最终没有下放到区里。
这位工作人员指出，在手机信令这类防疫关键数据上，如果一开始就能全国一盘棋，基层工作会好做很多，对哪些人来自湖北会很清楚。
近期，严防境外输入成为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点。但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裘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海关的数据是在国家层面，没有接口给地方政府，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。现阶段，仍然只能采用人工核验的方式，对入境人员信息进行归集。
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后，比如从机场到政府部门，再到各街道，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间传来传去，一方面效率低下，另一方面，这种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数据安全风险。
事实上，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个最明显问题是，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数据共享，还远没有打通。
此前，在数据共享方面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。比如，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《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》明确提出，除了涉密数据其他都要拿出来共享。之后，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表现积极的地方政府，纷纷主动开启“数据归集共享”会战。
但当地方向中央要数据时，上述文件虽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，但只能“一事一申请”。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效率过低，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共享机制。
裘薇指出，比如，以学历认证服务为例，教育部只对地方政府开放两个用户名，每天通过平台能进行的学历查询，以个位数计。在她看来，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，共享的方式、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。
“如果国家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，比如哪些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授权给哪个部门，一旦数据共享出去，造成信息泄露，最后算谁的责任，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顾虑。”她说。
但问题是，现在没有一个中央的部门牵头去做，在信息化建设方面，国家已经近十年没有一个权力集中的主管部门，职能分散在发改委、工信部等部委。
中央如此，地方亦如此。多位一线城市大数据局的负责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：“数字政府和信息化建设这一块，到底谁来管，一直搞不清楚。”
“城市大脑”不只是一个大屏
虽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数据共享还存在障碍，但在智慧城市发展较为靠前的浙江、广东、上海等地，省、市内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基本已经横向打通。
为什么浙江可以在几天内就推出健康码并全省推广？参与健康码研发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因为去年，浙江已经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大数据平台，省内横跨二十几个委办、厅局的数据完全打通。
在深圳，一套完整的数据共享机制也已经建立。市级政府74个部门以及11个区级政府内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被全部打通。每年，政府还会对数据共享进行考核，纳入绩效评估体系。截至目前，每天在深圳大数据平台上共享的信息已经接近1800万条。
在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看来，疫情提供给人们的反思是，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，城市数据平台的完整性和全面性至关重要，数据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汇集、打通和开放。另一方面，端的触达也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说，大数据管控需要有一个前提——可以触达到人。
当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安装了支付宝和微信后，通过将健康码等防疫平台与这两个端口打通，就可以实现最大范围内对人的触达。
刘松将疫情中智慧城市的表现拆分为“1+2”，也就是一云两端：一个大数据平台+市民端和公务员端的触达。除了市民移动端的普及，在他看来，公务员端的触达，是浙江此次能够在疫情应对中步步靠前的另一个原因，其背后的本质，是互联网思维已经贯穿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中。
他指出，疫情之前，基于阿里巴巴钉钉智能移动办公系统打造的“浙政钉”已经在浙江上线，覆盖省政府、省属委办厅局机关和全省11个地市、90个区县的公职人员，在90%以上的公务员中实现了“掌上办公”。
疫情暴发之初，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失灵备受各方关注。但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提出了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全国的舆情系统对疫情也没有反应？
陈东平强调，这说明，政府领导或政府运行中，对这类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敏感数据，丧失了警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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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指出，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。最大的问题在于，系统和机制都已经建成，但不发挥作用。因为在政府的行为逻辑、思维方式和决策程序中，还缺乏大数据思维，不会优先想到利用智慧体系去指导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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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谓智慧城市？在陈东平看来，智慧体系要真正和城市的运行逻辑结合起来，不能仅仅变成一个令人目眩的高科技展示平台，或者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实现局部的小智慧。事实上，此前各地热炒的“城市大脑”，在疫情中也受到考验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。
从2016年阿里巴巴开启“城市大脑”概念后，截至2019年底，阿里巴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的11个城市进行布局。2018年开始，华为、百度、京东、腾讯等巨头也相继入局。
据阿里巴巴官网介绍，“城市大脑”的功能是利用实时全量的城市数据资源全局优化城市公共资源，即时修正城市运行缺陷，实现城市治理模式、服务模式和产业发展的三重突破。
但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，全国各地的“城市大脑”，目前只是做到了数据可视化，距离真正成为城市的“大脑”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他表示，理想状态下，“城市大脑”应该成为三个中心，一是城市的指挥中心，涉及城市治理和城市管理。二是公共服务中心，当所有办事大厅的线下业务数据都上传到这个城市的“中枢”后，可以直接在一块屏上看到所有的政府服务对象和服务流程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。最后，就是决策中心。
陈东平认为，城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，除了技术的现代化，更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。在新型的数字化时代，防疫应该要充分利用数据排查、精准使用三维地图进行指挥，但一些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中的“人海战术”。
智慧城市的演进路径
裘薇发现，目前政府各部门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局限于信息化，认为只要建一个信息化系统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但对要搜集什么数据来解决什么问题，缺乏清晰的认知。在她看来，很多线下没有解决的问题，不是简单地挪到线上就行。“这只是政务电子化，不是智慧城市。”裘薇说。
这种观念上的滞后，和智慧城市在中国语境下特定的演进路线有关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都限于“信息化”，将它与“数字政府”、电子政务等概念混同。事实上，在第一代智慧城市的建设中，的确是信息化的逻辑。
刘松指出，十年前，中国第一代智慧城市采用的还是信息化系统，开发出的智慧医疗、智慧交通等应用系统是建立在传统的IBM小型机和Oracle数据库之上。这种传统模式下，各系统垂直孤立，没有打通。
近两三年来，云计算、5G和AI成为技术上的风口，智慧城市建设进入2.0，新型智慧城市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它的重要特性是人工智能、5G、物联网以及大数据、云计算的应用。
刘松指出，现在有了端和大数据平台，再借助阿里的技术，上线一个防疫应用，最快只要十几个小时，最慢也在48~72小时之间。这和10年前开发一个单一功能的智慧城市应用，比如智慧交通或智慧城管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
但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郭仁忠发现，在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行动计划中，涉及很多智慧工程，但这些智慧工程在十分先进的建设理念下，却采取十分传统的工作模式，比如由这个部门负责这个系统、那个部门负责那个系统，但智慧城市的建设绝不是若干信息系统的集合。
这暴露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，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，在城市层面缺乏一个可持续的顶层设计和规划，仍然是各自为政。而在疫情中，这个短板更加凸显。
此外，疫情还反映出，现有智慧城市架构对于精细化应急管理支撑不足。早期，人员在城市内的流动轨迹大部分是通过调取监控或者确诊患者回忆，及时、精准排查疑似患者接触人群还存在较大难度。
精细化管理要求更加精细化的数据，刘松指出，数据要“微粒”到每个小区、每辆网约车和每个人身上。
在他看来，数据既要横向打通，也要“下沉”到微观的物理世界。他指出，对“城市大脑”而言，数据的“下沉”是它能否真正实现智能化的基础。
一方面，疫情让我们警惕智慧城市建设不要“光买硬件”；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，要补齐的“软件”短板，也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。
2月下旬以来，中央开始密集发声，释放出明确的信号。2月21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，要推动5G网络、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。3月4日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再次指出要加快5G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。
在此背景下，“新基建”概念再次被热炒，5G、云计算等板块相继涨停。中央的用意很明显，让“新基建”成为撬动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头一个支点。
恒大研究院任泽平认为，“新基建”的关键在于“新”。而智慧城市是“新基建”中“新”的代表之一。同时，智慧城市也是5G、人工智能等技术落地应用最大的场景，将在未来带动数万亿投资。
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，到2023年，1/3的智慧城市场景将被5G影响，70%的一二线城市将使用5G技术。因此，2020年对智慧城市来说将是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期。